2018金融业对外开放重头戏：机构外资股比逐步放开 银行业力度最大

3月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2018年要促进外商投资稳定增长。

其中针对金融领域的包括有序开放银行卡清算等市场，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限制，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等。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股权的放开和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统一化趋势，将成为2018年金融业准入放宽的重头戏。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此轮开放与以往的开放在本质上有所不同。以往的开放是中国需要引进外资，寻求资金和技术；现在则是基于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具备抗击外来经济波动的能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化与国内金融业走向世界的需要。从初级开放状态转为全方位开放格局，牵涉到顶层设计的问题，需要同时考虑要素市场、金融市场、制度建设等。顶层设计的总体调整中，最核心的就是要素市场，因此股权开放十分重要。”

银行业开放中的外资进退

外资投资金融机构股比限制的放宽举措，在最近一段时间多次被提及。

去年11月，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国务院新闻办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经济成果吹风会上，曾对外国投资者投资金融行业机构的比例放开程度和推行时间表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说明。

不同的金融行业有所差异：对银行业，取消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

对证券业，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上述措施实施三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

对保险业，寿险公司3年后外资股比放宽至51%，5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财险公司以及保险经纪公司已经放开）。

此外，不久前，银监会也进一步放开多项外资银行入华行政审批事项。

由此可见，金融业开放具体政策中，银行业已经成为力度最大的领域之一。

然而，从目前外资对国内金融业机构的投资情况看，中资银行中的外资股东主要呈收缩的态势，且外资银行近年来在华发展速度也远不及中资银行。

中资银行的外资股东主要为外资银行，中国加入WTO之后，银行业启动对外开放，中资与外资共同的积极态度下，多家中资银行的境外投资者持股比例超过10%。

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部分外资银行受到波及，加之战略调整因素，境外投资者开始减持其持有的中资银行股权，从国有大行的投资者开始逐渐延续到股份行，以及部分城商行和农商行。

目前，国有大行和股份行的上一波战略投资者基本上全面退出，一些城商行的外资股东则保留下来，如北京银行、南京银行、杭州银行的第一大股东，以及上海银行和宁波银行的第二大股东均为外资。

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认为，一方面，外资银行对城商行的持股比例相对更高，一般是第一大股东或第二大股东，控制权相对较高；另一方面，外资投资中小银行的资金总量相对更小，对外资银行本身的影响较小。

但近些年，在这些中小银行的增资扩股过程中，外资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出现相应的下降。

“双刃剑”下需平衡力度与风险

对比证券基金业，此前的监管不允许外商独资开展公募基金和证券业务，外资主要采用与中资机构合资的方式分享中国市场。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公募基金中44家为中外合资机构，管理资产规模约5万亿，在行业中占比超过40%。券商中外资参股较少，约有8家中外合资机构，不过另有近20家合资券商排队待审。

相比而言，外资参与银行业的比例在行业内较低，国有大行和股份行中已经鲜见外资身影。

另就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机构的情况来看，10年前（2007年）在华外资法人在国内资产总额占全国银行业总资产比例为2.36%，2017年该比例下降至1.28%。

“这与我们银行业对外开放政策限制较多以及欧美银行业自身发展相关。”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董希淼认为，“现在再次大幅放开，对外资来说面临新一轮机遇。”

从上述的开放时间表来看，银行业相比其他类型金融机构的开放程度更大。对此，董希淼认为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目前我国银行业“引进来”的力度较小，外资银行占比低，需加快步伐；其次是我国对银行业机构股东的要求更高，此后具体操作层面能达到的程度需等待制度细则。

对于金融业股权向外资开放之后能吸引多少外资进入，目前难以判断。但正如前述，此次开放与以往不同，不再建立于对外资的简单需求之上。由此，相比引入的规模，大力度开放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风险更值得关注。

一直以来，我国金融业都在循序渐进中稳步推进对外开放。2017年以来，一系列超预期的金融开放政策措施，向国际社会和外资机构再次发出了强烈的开放信号。金融的突出作用在于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走出去”，都离不开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格局，也是一把“双刃剑”。开放程度的提高，意味着对风险的把控能力需随之提升，开放的程度必须要与应对风险的能力相匹配。

对此，董希淼认为，金融对外开放需要把握开放的节奏和力度，防范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要做好顶层设计，合理安排开放顺序。在监管方面应弥补制度短板和监管空白，特别是要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预警，严防跨境资本异动对中国经济金融稳定带来的冲击。